《设计的大地》连载4——设计的新兴与替代性经济：城市设计的社会必要性

阿利森克拉克（Alison J. Clarke）

帕帕奈克基金会主席，维也纳实用艺术大学教授

[ 摘要]

在维克多•帕帕奈克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出版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设计和人们理解设计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设计对于城市创新的作用也越发得到重视。然而，今天的我们需要冷静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设计似乎已经变成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创意经济倒退”的现象不仅源于人们过分夸大和急功近利的态度，更源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处理设计的软性部分，仍然固守着创意产业由年轻、时尚和经济主导的老套路。如今，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创意、设计和创新模式，对设计的非传统经济部分加以考虑。这样，设计才不仅仅是一种装饰。

人类学家、后发展理论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在最近发表的会议论文《设计本体论笔记》当中再次提到了维克多・帕帕奈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人类生态学与社会变迁》（1971 年）中阐述的观点：

“世界上没有几种职业比工业设计师危害性更大——如今，工业设计正以大批量生产为基础来进行谋杀”；“设计师已经变成了一群危险的人。”（1984 ： ix）。对此，埃斯科瓦尔评论道：“工业化生产和美国在文化、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霸权都已经抵达顶点。”[1]

从表面看来，自帕帕奈克在设计与发展领域发出呼吁以来，情况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新自由经济政策不断扩张，设计发展的动力并非真正的社会需求，而是自由市场经济霸权文化下的日用品消费繁荣。而后者正是帕帕奈克及同辈人努力摒弃和对抗的。然而，埃斯科瓦尔认为，在帕帕奈克完成其代表作之后的四十年里，在新的“世界主义”语境下，设计和人们理解设计文化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埃斯科瓦尔的“设计后发展”概念中，他推崇多元概念，反对企业和军方所支持的“去本地化”体系。他不认为“全球化”就是“普世，完全经济化”。

设计与国家相关联是一个重大主题。20 世纪设计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以设计促进科技进步、工业创新和政治发展。在21 世纪，人们对于创意产业衍生出来的各种讨论日渐熟悉，设计在后工业经济中作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转化机制也越发常见。

如今，设计被公认为是城市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从阿姆斯特丹到孟买，城市规划者们纷纷为设计师、设计零售店和设计酒店预留发展的空间。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设计师景观”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修辞的缩写，它将城市空间视为发展新兴创意经济和实施相关文化政策的起跳板。

然而，如果要对“在21 世纪将当代设计作为城市创新驱动力”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创意产业的史学范围扩大，尤其是在英国这个素有创意传统的国度。英国被认为是世界创意产业的领头羊。早在三十年前，该国就已经开始将发展设计作为国家实现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政策的首要举措。

1989 年，在一栋由被废弃的19 世纪厂房改造而成的国际主义风格的白色建筑中，伦敦设计博物馆诞生了。这拉开了伦敦成为闻名的世界创意城市之序幕，也预示着英国将成为世界创意产业政策的领导者。设计博物馆是码头区发展项目之中重要的一环，而该项目的主旨是通过建筑和零售店的规划，促进从前工薪阶层聚居区实现中产阶级化。设计博物馆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的巴特勒码头上，是世界上第一所专注于现代设计的博物馆。馆中展示了具有良好品位的工业设计品，并为重新发展起来的码头区增添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意资本。

设计博物馆开幕展以“商业与文化”为主题，提倡在自由市场经济萌芽期，购物、消费主义、零售文化与创造力和创新结合发展。国外记者将该博物馆的开幕视为英国经济的转折点，从此之后，英国经济逐渐从以国营主导转向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的美式赞助制。

1980 年代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将设计置于所有的艺术和创意形式之上，将其视为城市复兴项目的核心。而这座带有旗舰性质的博物馆也被视为英国国家复兴计划中一个重要环节。首相本人亲自莅临宣布博物馆开幕，表明设计将作为后工业时代英国再创辉煌的主要推动力。在英国其他重要国有机构纷纷遭遇政府拨款削减之苦时，设计博物馆的经费却由泰伦斯・康蓝的私人基金会提供支持。康蓝是英国设计零售业和设计企业家圈里的领军人物。他于1960 年代创立了专为战后年青一代消费者提供家居设计品的商店“爱必居”（Habitat）。于是，该博物馆主要被用于推广康蓝的品牌、设计品商店和那些象征着当时全面繁荣的设计餐馆。

设计博物馆的成立正如一种号召，号召设计、创新、城市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以全新的方式集结。1989 年7 月5 日，撒切尔夫人在伦敦设计博物馆的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勾勒出了一幅新的蓝图。在这幅蓝图中，设计将取代曾经以制造业为特征的国家形象，并成为消费新政治的主导力量。她说：“购物和工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样，形成社区共有意识也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我们希望能够尽量享受消费品并且对消费品有更多了解。”

伦敦码头再开发公司于1981 年由撒切尔政府成立，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该公司在泰晤士河畔22.2 平方公里范围内发展出一个商圈，其中包括购物中心、码头轻轨铁路、伦敦城市机场和金丝雀码头商务区。正如通过美国作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作品《创意新贵》而为人熟知的模式一样，设计博物馆只是大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吸引年轻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酒吧、餐厅和各式商场进驻该区域，并且曾经创造过多达83，000 个就业岗位。

早在佛罗里达的理论广为人知的前十年它就已经被美国的各类协会和政界人士所运用。在欧美的社会学家们也强调并且理论化了设计的角色，尤其是设计师和建筑师的作用。比如说，1989 年，经济地理学家莎朗·佐京( Sharon Zukin) 在研究了下曼哈顿地区之后，完成了一篇有关与中产阶级化的经典学术论文：《阁楼生活：城市文化资本的变化》（“Loft Living: Culture andCapital in Urban Change”）。该论文主要论述了艺术家与设计师如何为房地产开发商开发房地产铺平道路，社会公共设施的空间私人化和转让，目标客户群体锁定为“雅痞”一族的私人房产取代了当地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房。设计作为一种促进消费的驱动力和生活方式得到认可。在部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看来，这不是创新，而是历史的倒退。

1980 年，改建正是城市变革的关键。码头区居民试图保卫他们将要被改建的家园，遍及英国的罢工矿工和在关闭煤矿过程中执行任务的警察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开发者的当务之急变成了处理各式冲突。[5] 然而，这些与政治有关的激进历史通常都被作为设计变革影响力中的非关键因素而被排除在城市风景之外。

三十年之后，理查德・佛罗里达等人提倡的乌托邦式创意产业蓝图是否仍然适用？此类模式是否应当被推广到新兴的国家并且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的调整？同时否认采用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潜在危险？中产阶级化过程是否已经去政治化，有关城市创新带来社会附加值的相关辩论是否已经停止？

越来越多的设计业内人士开始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担忧：设计似乎已经变成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但事实上，这些问题由更广泛更复杂的社会因素所决定。四十年之前，设计批评家维克多・帕帕奈克撰写了这部颇具思辨性的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人类生态学与社会变迁》。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设计的危险在于其可能会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实践，它既有能力掩饰社会不公也能促进社会公平。帕帕奈克这本书自1971 年初次出版以来就再版不断，他在其中还提到设计有可能比假药的危害更大，支持社会不公，而不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选择，为真正的创新出力。

如今，全球每年都有上百个“设计周”。从北京到赫尔辛基，许多城市每年都为了“设计之都”这一头衔精心举办各种展览和活动。在实践理想化的“创意”城市的新自由主义图景中，设计日渐模糊的身份和角色也引来越来越多的批判。

最近，在著名设计杂志Dezeen 中，卢卡斯・维尔威(Lukas Verweij) 强调，设计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欧洲的政府补贴为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维尔威认为，在诸如中国和印度一类的新兴经济体中，设计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与其不断扩大的社会职能和其尚未完全明确的身份共同指向一个危机点： “对于设计的期望与期待在不断增加：设计可以解决北京的雾霾、阿富汗的雷患、西方城市当中贫民区的巨大社会问题。但事实上，设计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期待。我们现在处于‘设计’的泡沫中，总有一天它会破灭的。”[6]

这一全新的思考批判了“将设计作为现代新自由主义政治中一剂万金油”的观点，是对帕帕奈克著名观点的呼应，并引发新的共鸣。[7] 设计圈外的学者和经济评论家最近认为“创意经济倒退”的态势正在萌芽；一些过度简单的想法（比如：佛罗里达认为一条自行车道就立刻能够为城市注入更多的创意潜力），在今天美国的经济环境下已经失去可信度，同时也在一些从工业向创意转型的城市中失去可行性，比如底特律。

还有一些批判的声音。比如经济地理学家托马斯・马歇尔・波特（Thomas Marshall-Potter）就描述了创意经济和中产阶级模式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奏效。

“ 在没有了工厂和仓库的去工业化城市中，文化日益被政策制定者视为万金油一般的存在。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走‘文化’路线的转变简直成了一种万能的发展对策，它就像病毒一样，以创意和文化产业作为发展核心，在地区之间迅速传递。”[8]

近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家和兰卡斯尔大学工作基金会共同完成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以城市和创业产业为基础的设计、创意和城市复兴的相关问题。[9]

为了挑战产业作为创新的原动力在城市创意产业中的作用，他们选择了英国的9000 家中小型企业做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在大城市的创意产业更具创新性”。[10]

实际上，这项目来自英国的研究也支持了其他的学术观点——“在伦敦，创意行业其实要比在别的地方缺乏创新性”。[11]

在《创意阶层的谬论：为什么理查德・弗罗里达的‘城市再生计划无法拯救美国城市’》这一类型的标题之下，一些文章主要批判那些被过分夸大的城市创意产业的范例和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者的想法：比如想要将类似于自行车道一类的简单设施引入城市当中以求脱贫。甚至佛罗里达本人最近也承认了他的那些想法具有严重的局限性。“通过近距离的观察，精英聚集基本上不能够提供涓滴收益，其收益不成比例地向具备更高技术和知识的专业人士和创意人士流动。他们的收入更高，高到足够负担在这些地段的高额房价。”[12]

然而，相对而言，创意经济模型输出的方式仍然无具争议性。比如，在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策性文献《了解创意产业：针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文化数据》中，就强调了在后工业、知识为导向的经济中，创新显示出了重大意义：“除了能够创造比一般行业平均值更高的就业岗位之外，它们也是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载体，能够在形成文化的多样性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13]

然而，就创意产业模式的影响而进行的有深度并且关系到人种学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更别说将设计应用到引入消除工业发展带来的恶果和构建发展中国家社区的案例了。在前文提到的文献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尝试在新兴经济体中推广创意产业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一些政府仍然对其潜力深信不疑，同时也试图探测出该领域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障碍。”[14]

有一个例外是文化与媒体研究学者麦克・康纳（Michael Keane）的研究。他研究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语境下，设计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而在他的文章《大适应：中国的创意产业和新的社会契约》（“Great Adaption: theCreative Cluster and New Social Contrast”）当中，他研究的项目均围绕着城市、技术、创新和本土自上而下推进的创业产业政策及其长期影响而引出的论述展开。[15]

此类研究和在新兴经济体中围绕创意产业展开的批判性讨论，对于重新评估设计可能具备的社会效应至关重要。[16]

一个城市应当如何接受设计的软性（在社会、环境、文化方面）部分？这部分对社会的贡献通常无法按照确切的经济收益来计算。是否能有一种新型的设计类型在已经成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消费文化的边缘发展起来？它们在持续发展社会创新和挑战已经存在的非持续性制造经济方面具有怎样的潜力？

从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完成《为真实的世界设计》至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如今，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新的创意、设计和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应当对设计的非传统经济部分加以考虑——处于变迁中的文化、社会语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共融——包括老年人、孩子和少数族群。现有的创意产业模式关注同质化和设计文化创新的既定模式，认为创意产业只由年轻人、时尚潮人和有钱人主导。政策制定者该如何跳出这种思维定势？

设计应该引导城市创新，其作用不应当仅仅只是停留在装饰的层面。正如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哲学家和技术历史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ouno Latour）在有关于城市的论述中所说的那样：“设计通常被用于处理跟物相关的政治……如果你看看周围的人是如何看到政治——它总是与物有关，它总是跟地铁、房子、风景、污染、产业有关。”[17]

[ 注释]

[1]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设计本体论笔记》，见美国人类学协会旧金山“《为真实的世界设计？》”研讨会手稿，2012 年，第2 页。

[2] 阿迪亚斯、依琳：《建立设计博物馆有助于多留意于物》，1989 年12 月3 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1989-12-03/entertainment/8903150021_1_british-museum-first-museum-design-museum.

[3]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9 年7 月5 日讲话，www. margaretthatcher.org/speeches/displaydocument.asp?docid=107722

[4] 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新贵》，纽约：基本出版社，2002 年出版。

[5] 珍妮・福斯特：《码头区：矛盾中的文化，冲突中的世界》，伦敦：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1999 年出版。

[6] 卢卡斯・维尔威：《“设计”泡沫的破灭只是时间问题》，Dezeen 杂志， 2013 年

12 月26 日发表。

www.dezeen.com/2013/12/26/opinion-lucas-verweij-design-bubble

[7] 也见卡梅隆・东京怀斯：《设计之外：不制之物》，2013 年（草稿）http://www.academia.edu/3794815/Design_Away_Unmaking_Things.

[8] 托马斯・马歇尔・波特：《创意阶级：新自由伦敦的政策》，http://thisbigcity.net/author/thomasmarshallpotter/

[9] 尼尔・李、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波什：《创意、城市和创新：英国的凭据》，内斯塔小型科技公司系列研究手稿，第13/10。

[10] 参见C. 凯普顿、P. 库克、L. 德・普罗普瑞斯、L. 马克尼尔和J. 马特奥斯・加西亚：《创意群体和创新：创意地图》，伦敦：科学、技术和艺术国家基金会，2010 年出版。尼尔・李、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波什：《创意、城市和创新：英国的凭据》，内斯塔小型科技公司系列研究手稿当中引用，第3 页。

[11] 理查德・佛罗里达：《美国新经济地图当中胜者少败者多》，《大西洋城市》，www.theatlanticcities.com/jobs-and-economy/2013/01/more-losers-winners-americas-new-economic-geography/4465

[12] 尼尔・李、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波什：《创意、城市和创新：英国的凭据》，慕尼黑个人经济学文献档案馆文章编号： 48758， 2013 年8 月12 日发表，http://mpra.ub.uni-muenchen.de/48758/MPRA

[13]《了解创意产业：针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文化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文化多样性联盟，2006 年，第3 页。

[14] 同上，第1 页。

[15] 麦克・康纳：《大适应：中国的创意产业和新的社会契约》，美国延绵出版社：媒体与文化学习杂志，2009 年，第23 期，第2 号。

[16] 维克多・帕帕奈克基金会双年度学术研讨会，《新兴的另类经济：全球设计的社会责任》，2013 年。参见papanek.org/symposium

[17]《与布鲁诺・拉图的对谈》，收录于《新地理 1 ：在零之后》，史蒂芬・拉姆斯和尼娅・图诺编辑，2009 年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第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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