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大地》连载12——模仿—蜕变—创新

智 恒

维也纳实用艺术大学在读博士

[ 摘要]

当人们谈论到设计时，自然而然会谈论到创新。相反，模仿与复制不但不会被人与设计挂钩， 更是普遍遭到鄙视甚至唾弃的做法和现象。所以，当美国设计咨询巨头公司IDEO 于2009 年发表了《仿造式设计是创新的开放平台》（“Copycat Design as an Open Platform for Innovation”）一文时，设计界对“模仿”与“创新”这两个冤家对头般的概念的同台并论很不适应。

约克大学英语文学教授马库斯∙布恩（Marcus Boon）发表的新书《对复制的礼赞》（In Praise of Copying ）中说道：“世界万物的生存与延续都与复制和仿造息息相关。”没有了仿造，就没有了生命的繁衍抑或文化的传播。如果我们将此视角运用于产品的设计中， 也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一样产品是纯粹意义上的创新，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需经历模仿与学习的过程而成为设计大国。

经济学专家特欧多尔∙莱维特（Theodor Levitt）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就提出了“创新式模仿”的市场运营理念。今天，无论在商界还是思想界，更多的人在关注“山寨”与“模仿” 的含义与潜力。在不侵犯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和开发模仿的过程对于设计所带来的创造力，以及发自民众的草根式山寨行为对于设计界所带来的启发，也许有更多的创新会从这个至今为止“不登大雅之堂”的行为中蜕变、迸发出来。

当人们谈论到设计时，自然而然会谈论到创新。相反，模仿与复制不但不会被人与设计挂钩，更是普遍遭到鄙视甚至唾弃的做法和现象。关于创新与模仿的纷争也早就开始了，以19 世纪末期英国、德国为例：1896 年，英国记者额尔尼斯特∙威廉姆斯（Ernest E. Williams）出版的《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 ）书中写道： “如果看看有多少发明最初诞生于英国，就不难发现当今德国工业的规模只有可能基于他们对这些发明小心翼翼的模仿之上。”[1]

此表述的目的无非是提醒人们警惕德国产品对英国市场的威胁。此外，同一时期，以德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仿冒英国餐具、纺织品、钟表、机械制造等现象层出不穷。1887 年，英国为了维持市场竞争力，保护本国产品利益，在新出台的商品进口条例中规定，所有进口商品必须以“Made in …”标明其出产地，以便人们在购买时能够分辨产品真假及质量优劣。没想到原本是为了警告用户而设置的标识，却在不久之后就成了高质量的代名词，而且持续至今。

一味的模仿必然没有生命力，但正如约克大学英语文学教授马库斯∙布恩（Marcus Boon）发表的新书《对复制的礼赞》（In Praise of Copying ）中说道：“世界万物的生存与延续都与复制和仿造息息相关。”[2] 没有了仿造，就没有了生命的繁衍抑或文化的传播。如果我们将此视角运用于产品的设计中，也会发现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一样产品是纯粹意义上的创新，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需经历模仿与学习的过程而成为设计大国。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这些工业大国“创新”的阶段，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他们“仿造”的经历。

其实，“仿造”和“创新”并非两个孤立的点，这个演变确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过程。

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同样经历过从“仿造之国” 到“创新之国”的历程。在《德国制造》出版近一百年后的1990 年，美籍学者谢里登·田角（Sheridan Tatsuno）撰写了《日本创造：从仿造者到世界级的创新家》（Created in Japan: From Imitators to World-Class Innovators ）一书，意在转变当时美国政界和商界对日本固有的态度，以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原来以拷贝著称的国家已在多个制造领域悄然赶超美国。谢里登·田角在他的书中比较了东西方对“创新”的不同认识：“在西方，创造力被看做是一种凸显的、单阶段的创造过程。人们强调的是能够带来戏剧性革新的新想法……是扩展一下我们西方一直以来对‘创新’的认识的时候了，创新是多样性的，包括‘日本式’的创新。”[3]

设计与产品讲究“个性化”和原创性，但东西方对“个体”的认知自古就有很大不同。西方大范围内对于“自我价值”（individuality）以及“原创性”[4] （authenticity）的追求起始于启蒙运动，对于个人天才（le propre génie）的推崇，以及知识产权系统的建立，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兴起的。中国古代的价值体系中，“个人”的位置首先是归属于各个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个人所创造的价值也首先在所属的群体中体现。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有安全感的社会体系中，人们自然而然不会把自我的展现和个人的突出作为首要追求，因此也就不会特别去追求如田角所说的“戏剧性的革新”。相比之下，中国自古对于艺术创作以及创作的“真本性”也有着较为开放的认识， 更加强调创作过程，而非一旦成形就一成不变的结果。柏林艺术大学的韩裔哲学教授韩秉喆在他近期出版的《山寨：中文的解构》中这样描述“真迹”的概念：“它（真迹）其实瓦解了（西方）对于真品的理解：独一无二，无法变更，仅体现自我外观和价值的创作。而中国的真迹却并非一次性的创造，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重要的并非那最终的结果，而是不断的蜕变。”[5]

这本书一出版，就引来了德语区思想界的高度关注。确实，山寨现象近四五年来在国内外都被各界争相讨论。从德国教育科研部的科研项目组到澳大利亚亚洲创新产业专家麦克尔∙基恩（Michael Keane）， 从新罕布什尔大学知识产权法教授威廉姆·汉纳西（William Hennesay）到伦敦中央大学的人文学课题组，[6] 西方各领域专家纷纷着手分析山寨现象，以及制造业中“模仿”的行为在社会各层面所代表的意义。众口纷纭中基本的论调大都不再是批判山寨产业以及行为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而是承认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从下到上、从边缘到中央的无穷创造力。如韩秉喆所述：“山寨产品从原创那里逐渐地演变脱离， 直到它自己也变成了原创。”[7]

设计界也必然地关注到了山寨文化中蕴藏的力量。美国设计咨询巨头公司IDEO 于2009 年发表了《仿造式设计是创新的开放平台》（“Copycat Design as an Open Platform for Innovation”） 一文， 将“模仿”与“创新”公然地同台并论。他们认为这种非主流模式更加接近草根消费者的需求，可以在这其中开发出“广阔的生意空间”。[8]

中国上海一家知名本土设计公司也在采访中提到不但曾经参与到山寨手机的设计中，而且不得不承认山寨手机的很多性能都是基于“到位的市场调查”，反而给专职设计人员带来很多启发。荷兰知名设计群体Droog Design 今年三月在中国广州正佳广场举办了名为“新原创”（New Originals）的展览，以一个中餐馆室内家具装潢为起点，制作出了一系列在模仿的基础上稍加变更的“新原创”。

Droog Design 创始人蕾妮·蕾马克斯（Renny Remakers）提出：“当今的设计市场已经过度饱和，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思想与文化的层面去思考如何对待这种过剩的现象，并将其运用到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9]

可见，在思想界的带动下，西方设计界也在不断向一种开放型的创新观念靠拢。这种观念的开放体现于两个方面：对于产品本身设计过程的重新审视，以及草根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首先在产品的创作方面，不再固守于最早源于柏拉图的那种突发式的“神来之笔”，同时也不再一味强调单个设计师或设计公司在创新中的不可或缺。一件产品外观的一条曲线、一个角度较容易做到完全出于设计师个人意志的创新，但如果跳出产品设计仅为外观造型的观念，而将其视为综合文化内涵、用户研究、技术运用、市场战略等方面的集成艺术，就会发现设计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做到绝对的创新，也没有必要做到绝对的创新。田角提到的“ 日本式的创新” 所指的无非是一种包容的态度，不再将模仿和创新像过去习惯的那样分为两种互不相干的行为，而是更加注重在不断模仿中提升的过程。日本设计如今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许是这种态度最好的证明。中央美院的学者周博在他的文章《创新的系统》中提出:“ 中国设计缺乏能够不断产生新创意的系统性思维能力”。[10] 在不侵犯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如果能够重新审视模仿、蜕变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将模仿诚然地看做创新过程的组成部分或者起点，也许会为“持续”创新营造出更加宽容、更加开放的氛围。

其次是草根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麦克尔·基恩在他讨论山寨现象的文章中，强调了这种草根阶层自发式的行为对于企业阶层不可忽视的影响与启发。企业阶层，又代表了所谓的大众商业阶层，是能够将创意转化成产品，以及可测量效益的排头兵。而以山寨为代表的草根文化可以为企业提供来自底层消费者的需求动态，再加上它相比之下不受拘束的、多样的创意模式，也经常是企业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这也许就是蕾妮·蕾马克斯所说的“集体的智慧”对于设计所能够带来的优势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从设计的实践还是文化层面讲， 模仿、蜕变、创新都是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环节。麦克尔·基恩曾经建议针对中国目前创意产业上升的过渡阶段，直接将人们“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口号改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再创造”（From Made in China to Recreated in China）[11]。无论这种提法是否恰当，它为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提出了新的词汇概念，间接地瓦解了“模仿”这个概念在人们心中固有的负面地位，并且暗示着这其中蕴藏的无穷创造力。

[ 注释]

[1] Ernest E. Williams, Made in Germany , London WilliamHeinemann, 1896, p161-162.

[2] Marcus Boon, In Praise of Copying ,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10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2-12/07/content_934286.htm

[3] Sheridan Tatsuno, Created in Japan: From Imitators toWorld-Class Innovators , 1990, 49http://www.qlwb.com.cn/2013/0912/38379.shtml

[4] 更多有关西方现代社会“原创性”的概念（authenticity）与启蒙运动的论述见马舍尔∙博尔曼的《原创性之政治》一书。Marshall Berman,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Radical Individualism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ciety , 2009 (new edition of 1970), Verso.

[5] Byung-Chul Han, Shanzhai: Dekonstruktion auf Chinesisch ,2011, Merve Verlag Berlin, p19.

[6] Luo Minyan and Constanze Müller,“ Zwischen Imitation und Innovation: DasShanzhai Phänomen”, 2009, www.ip-china.de; Michael Keane and Elaine Jing Zhao,“Renegades on the Frontier of Innovation: The Shanzhai Grassroots Communities ofShenzhen in China’s Creative Economy”, i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2, Volume 53, Issue 2; William Hennessey,“ Deconstructing Shanzhai - China’sCopycat Counterculture: Catch Me If You Can”, in Campell Law Review, 2012,Volume 34, Issue 3; Mimesis, Transmission, Power, One day seminar co-organisedby the UCL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theCentre for Museums, Heritage and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June 3, 2011.

[7] Byung-Chul Han, Shanzhai: Dekonstruktion auf Chinesisch ,2011, Merve Verlag Berlin, p77.

[8] Makkiko Taniguchi, Eddie Wu, “Shanzhai: Copycat Design as anOpen Platform for Innovation”, 2009, patterns.ideo.com

[9] 见网上设计杂志Dezeen 的报道: http://www.dezeen.com/2013/03/06/droog-copies-china/, 2013 年3 月6 日。

[10] 周博：《原创的系统》，载于《美术观察》，2013 年第09 期。

[11] Michael Keane and Elaine Jing Zhao,“ Renegades on theFrontier of Innovation: The Shanzhai Grassroots Communities of Shenzhen inChina’s Creative Economy”, i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2, Volume53, Issue 2,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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