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中加快创新驱动

【导语】最近，“新常态”一词可谓是火了一把。小编整理了科技日报柯立平撰写的三篇关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的文章献给大家，供大家研读参考。

创新能力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

——在新常态中加快创新驱动系列谈之一

在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去年11月20日，“天河二号”连续第四次摘得全球最快的桂冠。超级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历经30余年的超级计算机研发攻关历程，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我国科研产出和科技实力增长的图景。

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要求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创新。如果说过去要素驱动增长时期，与低成本竞争、市场规模、人口红利这些“主角”相比，科技创新还是个“小伙伴”，那么在新常态下，科技创新被推到了“发展舞台的聚光灯”下，必然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当仁不让的“主角”，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发展的逻辑使然。人们不禁要问，我国的科技创新是否做好了准备来适应这个“角色转变”？

在谈及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候，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前者对后者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经常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滋养”作用。当年那场是“科教兴国”还是“国兴科教”的争论现在看来答案已经揭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科技实力的提升，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3年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首次超过了2%，其中企业支出占76%以上。“钱袋子”鼓了之后该如何花好，成为科技管理面临的“成长烦恼”。

尽管现有的科研产出统计体系并不完美，专利、论文统计的指标经常遭人诟病，但在几个国际公认的指标上，我国的非凡进步还是为世界所瞩目。经合组织、欧盟、韩国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均显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创新差距在持续缩小。在去年开展的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中期评估中，组织动员近万人次专家进行中外技术水平调查，得出了“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重要判断。

“靓丽”的指标似乎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之间存在落差，缺少核心技术，顶尖人才匮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太少，成果转化机制不畅，这些与其说是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人们有着更高的期待。与那些耀眼的“明星企业”相比，遍布全国的是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队伍，正是它们支撑了我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格局中的独特地位。此外，多年发展形成的、门类齐全的产业技术配套能力也是我国创新能力的“独门绝技”，高铁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强大的技术吸收和配套能力是关键所在。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反思制造业流失之痛，更凸显了这种产业技术吸收配套能力的重要性。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逻辑与经济发展有着相似之处，都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说，经济新常态首次确认了这个阶段性过程的存在，那么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布局调整、结构转换、能力提升的“阵痛期”。从“量变”到“质变”，意味着“提高科技创新产出质量和效率”成为了核心要求，而传统的科技管理手段、政策工具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是过去一年里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重磅炸弹”频频出台的深刻背景。

新常态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培育增长新动力的同时，科技创新也要完成自身能力提升的“蜕变”。面临着双重任务的挑战，科技工作肩上的担子还是蛮重的。

用创新打造“混合动力”发动机

——在新常态中加快创新驱动系列谈之二

过去一年，格力总裁董明珠与小米总裁雷军关于未来发展判断的“打赌”，多次被业界提及。新年伊始，小米对美的投资入股竟引来了董明珠的“口不择言”，更是引来热议。大家都明白，董明珠与雷军之争，事关未来一个时期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走向，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传统产业比例过大，发展的动力在减弱；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动力还没有接上，正面临“青黄不接”的现实难题，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要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需要形成新的“混合动力”，而科技创新在其中的空间很大，可以大有作为。

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问题是，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技术进步，它们动力作用的发挥必须负载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只不过是为“马车”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轮毂”。一项新技术、新产品，如果不能转化为新的投资热点，不能带动新的消费需求，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就谈不上什么“创新驱动”，尽管它可能具有科学研究上的意义。

从这个视角来看，新常态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的“科技创新产出”也是有特殊要求的，这也是为何中央反复强调“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这一要求决定了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常态对科技创新的需求。而这将涉及到科技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现阶段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到底增加多少才合适，如何真正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从历史上看，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往往与一次大规模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不期而遇”，成功追赶的国家都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惊险的一跃”。从现实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尚在孕育突破之中，可持续的新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但是眼下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重要机遇就是“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渗透、融合甚至“颠覆”，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移动互联带动的投资和消费也形成热点，并带来了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产业竞争的规则被改变了，由传统的产品价格、质量的竞争辐射到“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竞争。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的潜力巨大，“互联网+”所释放的能量，正让诸多传统行业“老树开新花”“旧貌换新颜”。

打造经济发展的“混合动力”，不能只盯着那些“高精尖”的领域，很多来自市场、来自“草根”的创新，往往是很接地气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其中就存在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可能性。例如，提起电动汽车，除了学习借鉴“高大上”的特斯拉之外，对于小型电动汽车这样既有庞大市场需求、又有较强的安全技术需求的产业，也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事实上，当年在轿车发展过程中农用车的壮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从根本上讲都是反映市场需求的创新活动，现在涌现出的很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往往不是政府发现和培育出来的，而是市场“放”出来的。随着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发展，让中小微企业大显身手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打造经济发展的“混合动力”发动机，需要更多从现实需求来辨识科技创新的方向和任务，由于科技投入是有限的，就必须处理好支撑现实发展与引领未来方向的关系，这也是科技工作要解决好的大问题。

机制设计要立足于创新活动全链条

——在新常态中加快创新驱动系列谈之三

去年电动汽车新贵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宣布开放其所有专利。作为硅谷的冒险家，马斯克显然不是要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业界评论认为其根本意图在于拓展市场空间，使其超级充电标准能够成为业界标杆。无论怎样，在这个创新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作为竞争利器的专利竟然可以免费使用，说明竞争的规则真的是变了。

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本身，也改变了创新的方式和竞争的规则，苹果、谷歌和小米的商业模式被津津乐道，关键在于崭新的商业模式让技术创新的威力和效益加倍地释放。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益模糊，智能化、服务化、平台化使得产业创新的链条变得更加灵巧，融合、重构、合作、开放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的重要特征，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新兴业态不断发展壮大，颠覆式创新、跨代创新层出不穷，伴随而来的是体验经济、分享经济、粉丝经济等种种新的竞争方式。

创新模式的改变，也相应要求创新管理的变化。对于新常态下的科技创新管理，最重要的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创新活动的全链条出发进行政策和机制设计，以创新政策为纽带，促进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的有效衔接。

对于科技创新来讲，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政府在其中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灵巧”地利用好市场机制来促进创新活动。而对于“公共产品”性质的科研资源来讲，政府还是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市场化创新主体也可以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典型的例子是贝尔实验室这样的企业研发机构。今天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两种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都分别存在“缺位”和“越位”问题，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导致激励和约束创新活动的机制发生扭曲，而创新链条的割裂、破碎，让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的传导作用大大受阻，经常出现创新政策执行中的“堰塞湖”，导致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彼此耦合不上，影响了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近日刚刚发布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在宏观层面对现有公共科研资源配置方式的一次重构，明确提出整合形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凝练形成若干目标明确、边界清晰的重点专项，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不但打破了以往科技资源配置群雄割据、拥兵自重、各自为战的局面，还跳出了按领域“竖切”或者按链条“横切”的传统资源配置做法，是近年来科技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举措。而把这一方案实施好，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和管理成本，毕竟像DARPA这样“小核心大网络”的项目组织管理模式也只是特例。

有人总结美国创新体系高效的成因，是一个由良好的商业环境、有力的监管手段、完善的政策体系构成的“创新三角”，政府和市场在这个“创新三角”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之相对照的，我国创新资源配置中面临的一些瓶颈制约，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大环境。金融、财税、市场监管、产权保护领域的改革进程，直接影响到创新资源如何有效地配置，并且决定了诸多创新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发达国家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实施的一些创新政策措施，必须有分析有选择地借鉴，否则，由于政策背景不同，很可能会导致“南橘北枳”。此外，还得把科技创新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和机制需求，有效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议程之中，形成驱动发展的“创新政策推力”。

在创新活动日益复杂、多元、风险增加的背景下，从全链条设计创新政策，是适应创新模式和竞争规则变化做出的必然选择，也对政府创新管理的视野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