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大地》序/从理想的星空回归设计的大地

全球化的世纪大潮把这颗星球的每个区域、每个民族都归并入同一个必须不停地自觉、奋起方能显示存在的命运沉浮之中，因为全球化中的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四大趋势本质上都是指向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关系的增长”。[1] 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方式，基本可以解释为一种不断地推进超越性、抽象性的生产技术、构建单一、整体的均质世界，并努力使原有的传统体验情境与这种生产系统相脱离的解构行为。这段被社会学家称为“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2] 历史过程的工业文明，一方面既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消费自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类心灵失却与传统坐标的连接之后无可避免的精神困境与文化迷失。除此之外，使全球化的文化矛盾更趋复杂的是，长期保持输出强势的西方在推广和普及抽象化的生产方式及技术系统的同时，客观上也致力于东方的甚至更广阔地区的传统情境与现代生产语境的脱离。尽管近年来采取了趋于灵活缓和的文化策略，同时被输入区域的文化主体也通过内向的反弹与结构性的调整加快了自身强化的进程，但是毕竟“解域化”的历史余波未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矛盾层出不穷，“解域化”与“再地域化”或“重新地域化”之间的纠缠反复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其中所包含的理念及价值的重大冲突，值得各个领域的人们从各个角度予以充分的审视与反省。

现代设计与“解域化”的生产文化之间有着几乎天然的策略联盟甚至需求共振。全球化的经济贸易与工业技术在促使生产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与情境体验的抽象化、共性化的同时，不仅创建了一个无疆界的、超越地域资源与文化约束的生产加工体系与商品交易系统，也促成了一个去本土化、去情境化的审美评价与市场语境。现代设计的问世，实际上是充当了这种商业价值观与经济贸易需求与一种文化的剔除与审美规范的重建相关联的桥梁。只要检视一下“简约主义”的设计风格在全球热议且畅销不衰的现实就可以发现，正是这种立足于国际价值标准与抽象文化体验的设计技术与评价系统，借助一批艺术家创造极致的热情与天分，将一种面向全球市场，但是与具体服务对象、具体应用区域脱离的产品方式与消费体验推向感官化与趣味化的巅峰。全球化的设计市场则成为连接起这种战略联盟及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双面胶”和天然结合带。

无可否认，近百年的发展变革中现代设计把握住了工业技术将这种抽象化、“解域化”的生产文化向全球推进的历史机遇，放大专业空间，推出案例神话，云集大师达人，拓展出一片星光闪烁、交相辉映的“理想的星空”。

但是，“理想的星空”毕竟不能完全消解经验世界被“抽象”的技术系统所代替，丰富各异的生产文化被压缩成点、线、面的几何性组合之后变得日益苍白和乏味的事实。在今天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炉火熊熊的窑场、拉坯艺人一手托坯一手描绘、件件陶瓷胚胎顷刻成形的造化场景；意大利设计师马扎诺也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身为裁缝的老祖父在顾客的试衣镜中露出的暖意融融的微笑。尽管现代设计的技术可以将一种普适的美学体验代入抽象的物质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虚拟的网络体验来弥补现实世界中的空洞与乏味，然而，“来自星星的你”最终仍然无法弥合“远方力量对本土世界的同步渗透，以及把日常意义在当地环境中的‘支撑点’移除的文化影响”，填补那种“文化与地理、社会领域之间的自然关系的丧失”。[3]

“解域化”努力的危险在于，它试图消解人与其所在的自然、社会、人文之间的文化联系，但人的这种文化依赖天性却是由人的生物本质，也即生命的局限性所决定的。20 世纪 50 年代的德国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 (Arnold Gehlen) 曾经在《技术社会的人类心灵》[4] 一书中深刻地阐述，是人类生物性的功能匮乏决定了内心对于连续性、稳定性甚至制度性文化的深刻需要；在传统社会形态中，人的个体发展前景是有限的，但是人与集体经验之间联系深厚，因此人类得以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平和；现代社会将人的个性解放出来，个体发展的前景被打开了，但是与传统的依存性被切断，这正是当代社会心理焦虑层出不穷的由来。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一次次地打破人与家庭、社区、文化传统的关联，创造所谓连通性、同一性的现代文化，缔造了一个单一空间的世界形式，现代设计对于从形式符号到社会功能的“抽象性”的内在认同，本质上正是源于这种强调世界的连通性、同一性而忽略内心体验的具体性、情境性需要的技术逻辑。现代设计对于当地生产方式的排斥，其操作层面表现为生产程序与标准的抽象化、均质化，而在精神层面则培育出一种将生产经验、功能要求与审美情趣从社会的、个体的实践中抽离的“去情境化”要求及体验方式。更进一步地，在抽离掉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的情境体验的同时，又融入一层将“日常意义的支撑点从当地环境中移除”的那种文化政治，即使在现代设计的旗帜之下，也同样无法回避这种隐含的文化博弈的实质。

现代设计的理想世界群星夺目，但它同样不能无视“解域化”留下的文化空白以及可能面临的危险，即使是现代设计高度强调的感官化的舒适度满足，但它也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修复的表象，本质上无法掩盖主体位移之后由另一种生命价值取而代之的现实。

这种现代化关系生成过程中的主体性转变关系着一个巨大的社会生产系统的结构重建，并由此深刻影响着作为生产者的人的精神结构的转变。事实上，18 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革命，不仅催生了乘势而起的现代设计，步步深化的“解域化”过程还导致全球生产文化及工业创造中至少四个阶段的“主体脱域”或者“主体性剥离”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手工生产方式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剥离”。无差异生产的工业技术使得延续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手工生产方式第一次转向“抽象化”，这种“抽象”并非“去纹饰符号”之后的外观形态的“抽象”，而是由技术的抽象与经验的抽象所导致的产品实现过程中的“去人性化”。这种“抽象”不仅构成物理与心理空间的双重隔离，而且切断了生产体验与经验积累的实践来源。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设计环节与工业生产过程的剥离”。设计成为独立的工作环节，为创造独立的设计思维与完善的设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一个在手工生产方式之中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从左手转到右手的信息传递过程演变为“从思维到产品”之间无限延伸的空间距离。现代设计服务不得不放大出无限复杂的信息采集与社会调研工程，但是现代设计师再也无法获得马扎诺在《飞越拉斯维加斯》中描述的那种直接面对着顾客的满足的微笑。

第三个阶段，是“职业化的设计制度与生产场域的剥离”。这次剥离从制度层面断开设计作为一种“过程”与生产的“目的”之间的天然连接，设计由此成为一种职业的行为，设计劳动也由此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的经济自足性的产出性与经营性行为。正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作为精神个性体验方式的设计与作为普遍心理集合方式的市场需求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以设计交易的方式公开化、合法化，设计行为中的“有益性”成为一种交易内涵，而不再是天然的持守；与此同时，经济获利性的要求被放至最大。

第四个阶段，则是“设计产业化的超地缘政治文化剥离”。上个世纪末，英国政府率先启动政策调整，布莱尔政府的工作小组将各不相干的 13 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归并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经济领域，并期望以此作为国际输出的强势资本取代传统的制造业优势。且不论这种导致英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空洞化”的政策能否成功，这种强化国际化、脱域化、抽象化内涵特征的创意产业模式，毫无疑问正在演变为新一轮具有超地缘政治文化意味的主体性剥离。这种由国际资本的经营者们构想出的、以纯粹的“头脑创意”为核心的经济输出方式，不仅使得“创意产业”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制造产业”对峙与脱节，还可以让设计行为完全与制造地域、在地运营、生产辖属权相分离，它意味着“创意行为”彻底的产业化、输出化、异地化，从而形成工业化进程以来最大规模与最大影响力的超地缘政治文化合谋。

现代设计对于提高人类生产文化的感官品质与市场价值做出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这种设计文化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文明悖论”也同样不可忽视。历史地回顾现代生产文化与设计发展中一次次“主体性剥离”的过程，可以更清醒地意识

到从古老质朴的造物行为到今天光鲜入市的“创意经济”，人类生产文明的形式与内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而就在这一次次剥离的过程中，现代设计机制是否可能被“抽象”为一种去情境化、去地域化的“玻璃金鱼缸”式的存在？设计师是否可能成为在一层华丽精美的外壳笼罩下，完全意识不到“脱域”的危险而只能在鱼缸内悠游自得的、景观化的“金鱼”？对此，我们应当保持充分的警觉与足够的反思。

《设计的大地》是以 201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为契机，一批中外设计学者汇集北京，就当下设计发展的战略态势以及中国设计发展中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思考与写作范围之后完成的结果。“大地”代表着各位参与者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下，在对现代设计诞生以来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辉煌及挫折、成功及教训、经验及挑战进行多棱的思考之后所认可的“从理想的星空回到大地的原点”这样一种共同的态度，以及工作的主题。

如上所述，工业革命以来急速发展的“解域化”生产文化形成了波澜重重的社会震荡。现代设计是这种历史震荡形成的重要动因，但又是某种程度的柔顺剂。现代设计的历史仅仅一百余年，对这段历史的文化定义远远没有达到成熟和客观的水平。中国设计的发展必然置于也只能置于世界现代设计发展的逻辑框架之内，然而，作为后来者的中国设计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设计成败得失、是非功过之历史总结的关系，如何形成适合于自身要求及条件的前行方向，则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命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设计的发展不能自我束缚于设计内部的既定目标，而必须将之置于整个世界以及中国的世纪之变予以定位，并找到适合于未来的行动纲领。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栖居》中曾经对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与“大地”对峙的隐喻进行过多重的阐释，“世界把自己的根基扎于大地，大地则通过世界而凸显出来”，但同时又强调，世界与大地的对立是一场斗争，但这种对峙并不意味着无序的争斗与彼此的毁灭，而是“双方都提升自己以达于各自本质的自我肯定”。[5] 这种关系同样适合于设计中的“大地”与“世界”的彼此对峙及本质转化。在今天的世界中，朝向“大地”的回归，可能意味着一种更加现实并且艰难的选择，因而更具挑战性。

对于今天的设计而言，“大地”可能意味着一种以西方为中心转向以东方为焦点的历史的斗转星移；可能意味着迄今为止以商业设计为承载的市场运作转向以社会创新为导向的价值创新；可能意味着以昂贵消费、提升附加值为导向的高端商品设计转向以减排低耗、民主分享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设计；可能意味着以往专注于城市繁荣的设计转向城乡协调发展的未来生态设计。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回到“大地”的设计命题，其内涵与象征性可能更为复杂，可能更富于一种后来居上的历史机遇意味，因为“大地”的概念直接和今天的中国最为重要的“乡村”命运相关。放眼当下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还拥有一片广袤而亟待抚养、整饬和善待开发的最后的净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着城市发展的紊乱正在急速地涌向乡村，稍有不慎即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的现实危机；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聚集着如此庞大的要在新一轮城乡开发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农民；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急切地需要一种克服对未来的无知而将“大地”引向幸福家园的现实需求。中国的乡村设计，不是一般的“乡野”、“乡愁”，而是直接与整个民族未来的生活方式、生存权利、生民福祉息息相关的家园设计、乡土设计。把中国的“大地设计”把握准了，解决透了，就是对世界设计发展的贡献，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的贡献，也是中国奋起进入世界设计先进行列的唯一机会。

诚然，一本书不可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发展构想。本书所呈现的，也并不都是宏大的历史叙事或现实批评，相反，更多的仍然是中国设计师基于现实案例的些许努力、点滴经验与理论发微。但这些案例与文字，都已经联系到“设计的大地”这个连接着梦想与未来的命题，都站在坚实的大地上，这标志着一种已经开始的、脚踏实地的思考。

头顶有星空，脚下有大地。我们希望从这里开始阐释中国设计的希望，也从这里思考并走向这片土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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